第三届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梁励敏

　　可能是由于我对英语学习一直怀着巨大的热情，同时成绩也不错的缘故吧，从中学起我就成了各种英语比赛的常客，尤其在大学阶段，我有幸两次参加全国性的英语赛事。如今，当时比赛中扣人心弦的种种情形已渐渐被时间冲淡，只在偶然间会被重新记起。然而备战的过程却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是改变着我的生活。

 北外—青春的课堂

　　如果有人问我，大学时代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有幸得到诸多良师的指点。他们赋予我的，不但是知识上的熏陶，更是把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长久的植入我的脑海。这些感受，许多来自课堂，也有许多来自数次为参加全国比赛而进行的集训。

　　杨宇光老师是我两次比赛的指导老师，1997年辩论赛时他就是我们辩论队的主教练。印象中他永远的治学严谨，永远的绅士风度，永远说用词考究的British English，有着英国式的幽默。尽管当时比赛的辩题并不是特别深刻的学术话题，但他依然要求我们深入破题，在底下做充分的research。为了给我们拓宽思路，他屡次召集系里的热心老师，从老教授到年轻教员，与我们一同讨论。用他的话来说，只有充分剖析，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有分量——这也是北外的学术传统的体现。为了指导我们，他放弃了许多休息的时间。对我们的presentation，他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几乎每天他都亲自安排我们的训练并细心点评我们发挥中的优缺点。

　　到了第二年演讲赛的时候，他又成为我的指导老师。当时我的演讲稿写得并不顺。有的学校在这种大赛时采取老师替学生捉刀的方法，准备演讲部分的写作就由老师代劳。但杨老师始终认为，这一环节也是对学生极好的锻炼。记得那一个讲稿，我重写了两三遍，每一遍都对选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写得也更好一些。比赛时间迫近了，他把学院参加第一届“21世纪杯”并获奖的师兄徐翌成找来，说，“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make a final effort at it.”那天晚上，我们改稿改到深夜，终于拿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version，稿子比我自己的更大气，更层层深入，也更有文采。这篇文章为我的比赛增色不少，而经过赛前的充分准备，我在回答问题部分和即兴演讲部分也发挥得很好，正式宣布结果前，老师走过来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说“I think we made it this time.”And we did.

　　在我们比赛的智囊团中，还有许多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杨立民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充满智慧，学识渊博，又带一点cynical的教授。年逾花甲的他，常常还穿着牛仔裤出现在校园里，见了我们总是乐呵呵的，玩笑不断，常常能出惊人之语。记得准备辩论的时候，他把辩论精辟的归结为“an exchange of ignorance” — 因为辩论往往使双方囿于自己一方的观点而不能心平气和的聆听对方的论证。到演讲比赛时，他又拿选题—摘自莎翁剧本的一句话“All the world is a stage”—借题发挥。他说，“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Men and women are actors. There are comedies and tragedies. And the speech contest is a farce.”暗喻演讲比赛很难避免的showcase的因素，令人捧腹不已。这就是他的风格——在漫不经心的评说中透出耐人寻味的哲理。他虽然如此轻描淡写，但在每次brain storming session上，却又能智光四射的给我们提供许多思想的火花。对他的厚积薄发，我们时常感到由衷的折服。

　　演讲，辩论赛的备战，因其能够得到学院的最强的师资阵容的点拨，而令所有过来人受益匪浅。记得1995年复旦大学夺得华语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后出版的《狮城舌战》一书中，选手们把由多位资深教授给他们准备的系列讲座称为“浓缩的精神大餐”，把思辨的训练称为“把神经绷到极细的线”的生活。而我们当时训练的规模虽小，却也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此中的滋味，这实为人生的幸事。

　　有人说，人们可以忘记年年岁岁，却无法忘记片刻与瞬间，正是这些片刻与瞬间，让短暂成为永恒。正是与老师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让我领悟到他们的治学和做人之道。我们深谙，比赛的胜负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我们锻炼自身素质的一种途径，而更值得回味的，是过程中的所得，是领会那种踏踏实实的做学问的精神。

　　这对我来说是一笔永久的精神财富。

语言的锤炼和思维的游戏

　　备战比赛的过程本身对于我是非常rewarding的经历。

　　演讲稿，辩论词的写作是沉淀思想、锤炼语言的好机会。我记得当年“21世纪杯”的演讲题是“East and West, Can We Live in Two Cultures”，要把这样大的一个题目在四分钟之内说清楚，说精彩实非易事。写作的过程是一个painstaking process, 我从构思到定稿大概花了三周多的时间，而且几易其稿。而辩论赛中的presentation，更是要求写得逻辑缜密，丝丝入扣，兼具文采。我们常常要在短时间内同时就一个辩题写正反两方的辩词，这种写作的训练，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口头实战训练则无疑是强化口语的最佳途径。在讲台上或在辩场上，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清醒而敏捷的头脑，并习惯用英语思维。有人说口才好是天生的，这也许有几分道理，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后天的训练也不可小觑。通过每天的强化训练，我们渐渐习惯于“think while we speak”，语言也变得越来越流利, 甚至能够在即兴的辩论中不时冒出精彩之语。现在想来，集训的那段时间，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写作能力和口才可以说是达到了学生时代的一个高峰。

　　比赛给我语言上的帮助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思维的游戏。即兴演讲和辩论赛对于选手心智的磨练都是非常taxing的。它们都要求我们就某一个controversial issue在短时间的思考后take sides, 然后在脑子里迅速罗列问题正反两方的major arguments并抓住自己支持的一方进行有条不紊、清楚有力的阐述。

　　不过，演讲因为缺乏与人针锋相对的交锋，还仅仅是一个人的思维的“直线式”的表达。相比之下，辩论则是在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对于参加者的语言和思想的更为严峻的考验，可以说是口语交流中的最高境界。一个势均力敌的选题，给双方都有很大的辩论空间，辩手运用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各种辩论技巧，可以形成很精彩的对话。即便看似uneven的选题中处于劣势的一方，也常常可以打破惯性思维，从另一个角度或常识的相反面去思考，从中找到合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觉得这种充分激发思维的活力，从不同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习惯了一言堂，习惯去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中国学生而言，更值得提倡。当然，由于辩论双方都必须坚持己见，观点有时难免偏颇，但不论怎样，我觉得从纯粹的intellectual exercise来看，辩论还是不可多得的训练方法。

　　国外许多知名大学都有speech club和debating club。而记得我作为“21世纪杯”演讲赛的获胜者参加英国English Speaking Union的workshop的时候，也亲眼目睹许多外国朋友年纪小小就成为出色而老练的演讲者、辩手，不由感叹西方良好oral tradition对年轻人的熏陶。相比之下，我国的教育在这一块就欠缺许多了。正因为这样，当年比赛时就有老师感慨，不应只有参赛的一小部分同学得益于这一类的口语和思维训练，也不应只为比赛而比赛，而应当将这种培训机制化、经常化，使更多的同学感受此中的妙趣，得到锻炼。推广这一类的社团，从小处讲，可以培养个人的口才和能力，从大处讲，有助于推动民主空气的形成。

学会挑战自我

　　任何一个比赛，都不仅是实力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有很好的oral tradition, 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的观点侃侃而谈，这对许多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擅长考试而讷于口语表达的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同时，比赛不仅是数十名选手展示个人风采的舞台，也是各高校之间暗自较量的地方，选手往往还肩负着学校荣誉的担子。因此，如何很好的对待自身和外界的压力，发挥自己的水平，是除了实力之外演讲者要面对的另一大问题。

　　1998年我参加演讲比赛时是顶着挺大的压力的。这不仅由于比赛的规模和影响力之大，也由于此前一年，我代表学校参加“外研杯”英语辩论赛与冠军失之交臂。因此再次参赛时我就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生怕这一次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压力对每个选手来说都是存在的，如何排解它还要看自己。海明威有一句名言“重压下的轻松”(grace under pressure)，是我很欣赏的，但要做到并不容易。我记得在备战的过程中有一部名为“Listen to Me”的美国电影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影片讲述的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辩论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挫败来自名校的对手，折桂全美大学辩论赛的故事。从他们的刻苦训练和慷慨陈词中，我似乎感受到一种敢于挑战自身极限的勇气。可能是在这种心态下，我做到了把胜负暂且置之度外，经过充分的准备，最终夺冠。

　　生活不总是赛场，但这种顶住压力、自我超越的精神却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研究生毕业后，我考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成为一名记者。有的朋友对我的选择颇感意外。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似乎与风风火火的记者形象不够“match”。但对我来说，这恰是一个welcoming challenge.

　　两年多的记者生涯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如果说学生时代赋予你一个宽松的环境可以悠闲的做一点学问，你习惯了与老师同学，书本里的先哲和自己脑海中的假想人物对话，那么记者的生活则完全不同——整天跟时间赛跑，与形形色色的人交流，然后要求自己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写稿，编片，让新闻在第一时间播出去。适逢在外地报道，或是针对一个突发事件的报道，那么对记者的要求就更为苛刻。任何状况都可能随时出现— 联系采访困难重重；写稿的时间特别紧张；做出镜的时候，由于时间和场景所限，可能必须一遍过关，还不能是平铺直叙；在传送片子的时候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相比之下，当年演讲赛面对的那种压力，可能就不算什么了。压力虽然很大，但每每在完成各种看似的mission impossible的时候，我的成就感也是巨大的。记得在齐齐哈尔采访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重大伤亡的新闻的时候，我遇到了上述所有的困难。不过还是咬牙一个个克服了，我在一周的时间内发回了系列报道，有的还是独家采访。其中有一条新闻后来获得全国新闻彩虹奖二等奖。

　　六年过去了，北外的学生生活已成为我青春的背影，演讲比赛的诸多细节随时间的流转成为逝去的记忆。在这六年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而当年那些为比赛全身心投入过，期待过，哭过和笑过的日子则成为大学生活美好记忆的装点。我想，在学生生活里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是弥足珍贵的，而这种人生体验还将在无形中影响我今后的人生旅程。